俠士、武士、騎士都是對所謂的“國民性”起著深刻影響的曆史上的武士階級。“國民性”一詞源自日本片假文,意為: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全體所共同具有的特質、感情。那麼,“國民性”也可以理解為“民族性”,或“民族性格”。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意味深長的說“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按照黑格爾的辯證觀點,“國民性”的內涵並非是自明性的,它必須通過相互的比較才能較全面地呈現出來。中國俠士,日本武士,歐洲騎士都是和各國“國民性”有著極其密切關係並具有某種“超越意識”的武士階級。它們作為東西方民族帶有尚武色彩的文化精神的象征,顯然有其可比性。因此,為了更好地闡明俠義精神對我們民族“國民性”的深刻影響,從文化精神的角度對俠士,武士和騎士進行比較研究,不失為一個必要而有意義的課題。
在對俠士,武士和騎士進行文化比較時,應該注重其社會性質和文化精神上的差異性。俠士,武士,騎士是不同文化體系的産物。俠士和武士同屬于東方文化體系,他們“共同擁有一種非常強大的文化根系”,這種根系共同來自中國古代文明。有人把這一文化體系稱之為“恥感文化”,因為這種文化注重于帶有極其強烈感情色彩的社會道德與輿論的約束力,強調個人在群體中的名譽。而騎士屬于西方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被稱之為“罪感文化”,它以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和理性精神來産生自我的道德約束,強調純粹個人性的榮譽感。因此,從總體上看,俠士與武士所體現的文化精神,要比騎士更為接近。
騎士精神、騎士道(Chivalry)是西方上流社會的文化精神,其制度產生于中世紀歐洲的上層社會,騎士本身就是一些中小封建主。騎士身份的獲得,是一名武士進入上層社會的標志,但這一般是世襲的。作為一種貴族封號,它必須經過長期的服役,並通過一定的儀式才能獲得。如果出生于貴族家庭的子弟想成為騎士,他必須7、8歲後即按照自己出生的等級依次到高一級的封建主及其夫人身邊當侍童,14歲後為隨從,即見習騎士,接受專門武士騎士訓練,21歲時通過嚴格的考試和隆重的儀式,宣誓及其他宗教禮儀後,才正式取得騎士封號。從這樣一種制度産生的文化,顯然是一種封閉的貴族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種貴族文化精神。騎士制度中有“騎士不得與平民交手”的規則,可見其貴族氣質。它看重身份、注意修養、恪守戒律、尊重法規,是一種使社會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與西方騎士對比,日本武士雖也屬統治階層,但兩者社會地位有異。在騎士團體內,所有人都一律平等。而在日本社會的幕藩體制下,武士階層內部也有著嚴格的等級。下級武士見高級武士必須改變自己平時的語言和態度,彼此間有著關于等級身份的禮法。同時,武士的地位是無保障的,他們常常因為自己主君的失勢而淪落為貧困潦倒,四處漂泊的“浪人”。中國文化中的俠義傳統與西方的騎士文化,日本的武士文化性質不同。西方騎士是一種上層的貴族文化,日本的武士是處于社會中介的文化,而中國的武俠活躍在小巷間,藏身于草野間。是一種大衆文化的産物。它有血性、輕名利、重義氣、一諾千金重,是一種使社會活躍化,帶含有自發傾向的文化精神。
同樣是武人,中國武俠的價值觀念表現出其淳樸性。中國武俠並不似西方騎士那樣認為自己對社會某個抽象的精神、真理信條和行為規範負有什麽義務和使命;他們行為衝動,也不是來自于對某個與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駕臨于他們之上的主君或束博他們身心的群體必須履行的責任。他們的價值觀是樸素的,隨機性的感情因素。他們重視友情,願意為朋友赴湯蹈火,他們對社會上的弱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尤其是在他們親曆了與他們自身利益無關的不平和不義之事,往往仗義相助。這是一種為正義感和情誼感所左右的價值觀念。
騎士精神和道德是上層社會的貴族文化精神,它是以個人身份的優越感為基礎的道德與人格精神,同時它也積澱著西歐民族遠古尚武精神的積極因素。如別林司基指出的“對個人的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和被迫者犧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為愛和美在塵世上的代表及作為和諧、和平與安慰的光輝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西方學者指出:從選擇品德的傾向來說,傳統在歐洲占上風。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對現代歐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
它構成了西歐民族中所謂的“紳士精神”(Gentlemanship),形成了現代歐洲人對于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于風度,禮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對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婦女的浪漫氣質的向往;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費而賴精神品質”。總之,它使現代歐洲人民族性格中既含有優雅的貴族氣質成分,又兼具信守諾言、樂于助人、為理想和榮譽犧牲的豪爽武人品格,但往往自高自大,易走極端和過于拘泥于形式。
日本武士的人格特質集中體現在所謂的“武士道”中。“武士道”最初稱為“武者之習”,“兵之道”或“弓矢之道”,是日本武士整個人格精神的總稱。“武士道”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那種“拼命精神”。日本武士處人處事往往采取一種“不勝即負,非上即下”的行為方式,“我勝,你聽我的;我輸,我聽你的;但必須跟你分個高下”。這是一種等級觀念和武士的強悍品質交相融合的表現,正因為如此,這種行為方式有時就顯得過于殘忍、不擇手段,追求文明卻又對文明倒行逆施。
日本武士理想的生活是血淚生活。一方面是“血”的戰鬥精神,戰死認為是光榮的,另一方面對內部的弱小者有所謂的“淚”的同情心,時刻自我反醒,行事是否以強淩弱、有失武士身份;卻又對“弱小者”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他們之所以生活儉樸,訓練刻苦,拼死作戰,都是為了維護作為武士的名譽和地位。
中國武俠人格精神中行俠仗義的血性氣質,“以義相合”的“偏于同性方面”的感情定向,率性而為的極端的自由意志,都滲透于我們民族所謂的“國民性”中。中國人有血性,對不平之事往往看不慣,有的還因激于正義而挺身而出。他們服軟不服硬,對于暗中射冷箭的人格外鄙視,認為缺乏男子氣。中國人重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群體中那些講義氣的人格外受人尊重。他們同情弱小者和失敗者,常有一些熱心腸的人為之伸出熱情之手。然而中國俠士尚缺乏公共觀念,常憑義氣行事,“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名”是俠客的寫照(語出李白的《俠客行》)。他們對于社會規範和社會組織的約束還感到不習慣,現在一些“國民性”中“我行我素”的行為表現,與曆史上俠義傳統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從總體看,西方騎士精神中的尚武傳統已經完全風雅化了,演變為上層社會貴族氣質的一部分,喪失了其好勇鬥狠本初風貌。日本武士道中的尚武傳統雖在相當程度上保留其強悍的氣質,但受封建觀念和儒家思想長期侵蝕,已遂變為與儒家人格同構的二重性文化精神。而中國文化中的俠義傳統一直較純淨地存留在社會底層的民間文化精神裏,積澱著較為完整的強悍的尚武精神,這是使整個民族增添活力的潛在因素,但它具有盲動和自發傾向,並缺乏現代性,迫切需要來一番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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